■ 阿官
那天接到二姊从台湾打来美国的电话：“医生说是大肠癌第四期了……“她哽咽地说着：“因为癌肿瘤长在肠壁外面，所以不容易检验出来，也一直没发觉。现在患部已经切除了，医生说若不进行进一步治疗，只有二到五个月的时间可活。我想……就算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家人。“。我听了“轰“地一声，头顶像要炸开来，一颗心又像沈到冰窖里一样。什么叫算了？什么叫没有家人？我们还有四姊弟，不是她的家人吗？
一个人的价值何等贵重，怎能放弃！
二姊是单身，原来从事照顾失智老人的护理工作，一直按期做医疗检查，没想到退休四年就发生这样的事。也许觉得自己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吧？才会说出这种丧气话。但她才七十岁，我们是至亲，怎么舍得这样一个人“就算了“呢！
“怎么可以呢！？我们不是妳家人吗？怎么可以放弃呢？……“，我与她在隔着太平洋的国际电话中争辩起来。“医生有什么建议呢？“我强抑着发抖的声音问着。她回答：“两条路：一是彻底开个大刀，把腹腔翻遍，切除任何一个可能的肿瘤；另一个就是接受化疗。“，于是我要求她仔细考虑，不能再有放弃的念头。最后在电话中为她祷告时，我已泣不成声。“上帝一定会施恩的！“在收线前我这样鼓励她。
过了两天，她告诉我她的决定：“我选择化疗，因为刚做的切除大肠的手术已觉得元气大失，不能想象再大的手术如何吃得消。“。我很高兴她做了选择，至少她不再想放弃了。由于她刚做的手术需要休养十天，故化疗排在二十天后，以后将每二星期进行一次，每次住院四天，一共要做十二次。“我会回去看妳，陪妳做头一次化疗的。“我答应了她。于是订了机票，整理行装飞往台湾。
头一次在医院见二姊是外子陪伴我去的。那时她已在靠左肩处开了一个廔管，以后化疗的药物可以从这里像点滴一样注入身体。她看来消瘦一些，但精神还不错。就像妈以前住院一样，二姊也抱怨着医院的伙食不好吃，医护人员来来去去搞得人睡不好觉等。我蛮庆幸她还有力气抱怨，于是与她聊聊近况，叮咛些要保重的话，外子为她按手祷告后就返家了。
接着二天，我都单独去医院陪她整个下午，让外子安心去忙他的工作，我们姊妹俩也好聊些体己话。只要她不累，我们就有聊不完的话题：小时候的趣事，妈生前的甜美回忆，我儿孙们的近况，我到老年才学音乐的挫折感等。她住的虽是双人病房，但另一床位是空床，结果整个病房充满了我们忘怀的笑声，又怕吵了其他病房，还要彼此“嘘“地提醒控制声量。她该是那里癌症疗区里最开朗、最勇敢、坚强的病人了，她真了不起！
笑声背后难掩不舍
到了第四天，外子同我在餐馆里用午饭，我打算饭后再独自乘车去医院。想到明天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探望一位患病的姻亲，二天后回来就到了搭机回美的时间，而这个下午就是这次回来最后一次看二姊了，突然百感交集起来，眼泪就不由自主的落个不停。餐馆里人来人往，相当热闹，我却兀自低着头，不停地用纸巾擦着眼睛。我尝试着几次深呼吸想平息自己的情绪，无奈眼泪还是不听话的一直掉着，我觉得很尴尬。
外子轻声地问我：“妳那里不舒服吗？“，我摇了摇头，新的泪水又涌了出来。他递来了一迭纸巾：“是不是过敏了？“，（因他有气管过敏的毛病，对室内的温度或气味不适应时也是这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我又摇了摇头，再叹了一口气，至此我已完全放弃再想控制情绪了，要流多少泪就尽管流吧！不知过了多久，邻桌已换了新的客人了，外子还定定的坐着。我终于抬起红肿的双眼，慢慢地跟他说：“我是担心，今天见了二姊后，下次见她时，她会是什么样子。“。他也无言以对，仅以悲悯的眼光看着我。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直到我惊觉时间不早了，还要赶着去医院呢！于是连忙与外子道别，搭上了去医院的车子。
在车上我仍然思绪翻腾：等会儿见了二姊我会不会再次情绪失控呢？或者她看到我红肿的双眼会不会也悲从中来？虽然我们之间无需掩饰自己的情绪，但我实在希望在离开她之前能留下些正面的支持及鼓励。当推开医院的大门时，我心里仍切切默祷着。
结果那还是个开心的下午，临别时，我拥抱了她，她还像妈以前一样地叮咛着：回到了美国，记得拨个电话给她报平安。
安静陪伴带来平静心情
在回程的车上，我落入了沈思：是什么力量让我在极度的情绪波动中能沈稳的过一个临别催泪的下午？当然！一定是上帝暗中保守我，但是我那老爱掉的眼泪为什么就能不再掉呢？真的是该流的都流尽了吗？于是午饭时的场景一一在脑中浮现。
外子这顿饭应该是吃得不怎么样的，说不定来往的客人会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以为他把我惹哭了呢！他却耐心地全程陪着我，直到我收拾好了情绪，准备妥当好去面对一个毫无把握的局面。虽然他问的两个问题显得并不了解我的心事，但又何妨？他到底照着我的需要来成全我，那无言的尽心陪伴，其中蕴藏了多少的谅解与支持，委实为我带来了雨过天晴的力量呢！
（本文发布于中文繁体字《爱家》杂志 2017 Spring，版权所有。）